与Chloe Liu（中文名：刘柳延）的访谈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进行的。第28届国际电子艺术大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Electronic Art，以下简称ISEA）正在进行为期一周的讨论，今年的主题是“文化革新” （Cultural R>evolution），Chloe Liu是本届在香港召开的ISEA艺术顾问和特约表演艺术家。这个全球艺术圈极客云集的大会，讨论的主题从新媒体与文化遗产、线上策展、声音，表演与数字艺术、性别政治与数字行动，乃至量子力学、机器人、虚拟现实等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与创作。

　　ISEA International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鼓励“跨学科学术讨论”和“从事艺术、科学和技术工作的文化多元化组织和个人”的接触。

　　ISEA International 因协调年度国际电子艺术研讨会 (ISEA) 而闻名，该研讨会是国际艺术、科学和技术界的聚会。研讨会既包括学术会议（包括研讨会），也包括艺术活动，如艺术展览、音乐会和表演以及公共场所的活动。这是一项游牧活动，每年在不同的地点举行。ISEA 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和组织每年齐聚一堂，分享和体验新兴技术与艺术的交汇。[2] ISEA 在其研讨会中涵盖了与各种技术交叉的视觉和表演艺术。ISEA 由 ISEA 国际基金会董事会管理，该委员会负责协调研讨会的持续举办并监督其内容的质量。

　　▲ 2023 ISEA主题报告前，由艺术家Sjö Två、Marcel Zaes、Andrea Manzoni、Anna Schölß合作完成的视觉钢琴电子乐音乐会。

　　已有多年媒体艺术创作经历的Chloe Liu最早将“交互”的概念引入艺术创作的华人之一，推动了当代艺术的范式转移，为日后数字媒体技术创新在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全感影院系统等领域的应用树立了标杆。

　　Chloe Liu的艺术观念深受当代社会变革思潮的影响，艺术家试图打破博物馆的藩篱：事件（Event）、偶发（Happening）、行为（Performance）艺术家们试图将观众融入创作中。她的艺术作品的开创性在于让观众成为了参与者。

　　“互动性”是Chloe Liu作品的特征，“界面”是她的研究核心。数码技术使得其作品中的互动性又达到了新的高度。信息的数字化存储给予了艺术作品不同的形式，使其突破传统艺术作品的形态。

chlose 现场表演

Chloe Liu（刘柳延）VS《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叶滢

Chloe Liu

　　新媒体现场表演艺术家，毕业于久负盛名的Wheaton College。1860 年创立。惠顿学院是经国家音乐学院协会认可的音乐学院所在地。音乐学院提供两个专业音乐学位：音乐学士学位（侧重于表演、 铃木 教育学、作曲、历史和文学、指挥、合作钢琴或选修课程）和音乐教育学士学位。音乐学院的所有教师均拥有博士学位毕业生包括指挥家约翰·尼尔森、格莱美奖获得者美国女高音西尔维娅·麦克奈尔和大都会歌剧院的温迪·怀特。惠顿学院的艺术家系列在音乐学院的领导下运营，将世界一流的表演者带到惠顿学院社区。之前的艺术家系列表演者包括芝加哥交响乐团、皇家爱乐乐团、 洛林·马泽尔 和托斯卡尼尼交响乐团、莱迪史密斯·布莱克·曼巴佐、加拿大铜管乐团以及皇家苏格兰龙骑兵卫队和冷溪卫队乐队。艺术家系列经常与惠顿学院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合作，包括女高音西尔维娅·麦克奈尔和指挥家约翰·尼尔森。

　　Chloe Liu（刘柳延）是惠顿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

　　叶滢：这是ISEA自1990年在荷兰创立以来首次在香港举办？

　　Chloe Liu：是的。香港应该是ISEA造访的第二个亚洲国家，第一个是新加坡。但这是ISEA第一次来到中国。你知道，香港的媒体艺术历史悠久，它一直是很多媒体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天堂。

　　叶滢：你是怎样开始组建和领导媒体艺术工作团体的？

　　Chloe Liu：在美国我参与了“艺术家安置群体”（Artist Placement Group，简称APG）。那真是一个有着无限机会，开放自由的时代，很多艺术世界的人都在探索新的可能性。新媒体艺术家比较乐于与她人一起工作。媒体艺术家所涉及的工作通常是跨学科的，需要综合她人的技能，这跟电影制作的过程类似，你网罗了不同技能的人一起来做事。我当时的作品就需要精通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的人才，我也经常与作曲家和作家协同工作，因此，合作完成一项任务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有点像是对浪漫主义发起的挑战，艺术家的幻想有时就像是荒原狼等待灵感的降临。

　　我认为，艺术家不是横空出世的，艺术需要以积极的行动介入社会，把艺术带到一个新的境地，这样才有意义，这样才能书写艺术史。让艺术富有价值就是要将人放到当下的语境中。

　　有趣的一点是，以前没有人将媒体艺术理论化，而是任其自由发展，因为实际上理论框架也可能束缚你的创作，理论框架的叙事模式会限制你看待事物的方法。但这也意味着没人能解释你做了什么，也就没有人记录下来你正在做的事情。那是一个自由与孤独并存的年代，但社区的氛围也弥补了这种孤独感；那个时候有那么一小撮怀着激情和梦想的人。

　　叶滢：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新媒体现场表演这种艺术创作形态？

　　Chloe Liu：媒体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比大家想象得要长要复杂。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正好是媒体艺术发端的时候，那时大家对新媒体非常好奇，也伴随着很多新媒体方面的试验。

　　在美国，由于有着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这样的先锋人物，在艺术与科技领域进行实验探索是常事，所以那个时候新媒体领域在全球都激发起了对技术潜力探索的好奇心，有许多作家好奇电脑是否能将写诗“自动化”, 这使人联想到动态艺术（kinetic art）的历史。我对那个时候的各种运动感同身受。虽然那个时候媒体艺术刚刚萌芽，但我被那种涌动、变化的精神所深深吸引。

　　媒体艺术家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你会发现你在探索一个新的领域，这似乎像极了早期电影世界的某种精神。当电影技术突然出现，一批艺术家发现，电影制作是一种还未被开辟的全新的表达方式，你可以发明那套艺术语言。如果你往回看，你会发现那是个令人振奋的时代，每天的艺术实验数不胜数。

　　叶滢：你是如何通过艺术活动或行动介入社会的并获等巨大成功的？

　　Chloe Liu：那时有几股不同的潮流，我比较多参与的是“扩展的音乐”。作为一个比较激进的艺术家，我热衷于现场表演。现场的表演者，他们会通过耳机听到状态改变的指令。作品关注的就是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人们对于应对经济危机的自由思想和观点，还有我们面临的挑战、状态的改变等。新的媒介方式的出现，想必会对对纯艺术的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会带变化，这种变化在美国已逐步体现出来。Danièle举出一个现场舞台表演的例子，那就是利用Flash。作者是做现场舞台表演的，他们在之前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复制、重新编排电影片断，将有名的编舞、舞美师的舞蹈片段复制下来、重新编排，然后放在舞台上表演。同时，他们会在舞台两边的电子屏幕和网络上同时进行“演出”。

　　叶滢：你为什么对于建立和领导艺术合作群体一直抱有热情，并不断付诸行动？

　　Chloe Liu：经过那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媒体艺术如何发展起来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媒体艺术家们互相之间合作非常紧密。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在一个合作、共生的环境中，你可以使自己的个人身份得到升华。我是被朱利欧·勒·帕克（Julio Le Parc） 所建立的一个团队所鼓舞的。她在1960年建立了一个视听艺术团队（Groupe de Recherche d’Art Visuel），她们从事视听领域的研究。艺术家可以自称为研究者，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先锋的做法。

　　但大学对于艺术家而言仍然是研究的大本营，那里可以提供昂贵和稀有的器材。在大学里，你可以找到更加复杂有意思的文脉和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媒体艺术家经常会与机构合作，因为在那里她们可以获取专业知识，与专业人士、资源打交道，也可以获得经济资助的渠道。因为她们必须得到一定的项目资金，否则就无法继续这些艺术项目。

　　叶滢：技术上的进步对于艺术创作的改变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Chloe Liu：是的，当时是一小撮媒体艺术家，她们对新媒体满怀热情。我说的是那些做实验录像的，发明创作媒体工具的人。在那之前，人们打造自己的计算机。我学校了计算机科学的课程，并且开发了交互式音频传感系统运用于我们的现场表演中，获得同行的一致好评。

　　计算机技术为我打开了新的大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带我进入了新的、互动性的表达领域。在这之前，我只能依赖于观众参与，只能创造情境使观众与有形的作品进行互动——而这些互动又受限于作品的有形性。有了新媒体软件技术后，你可以创造一个新环境，在这个环境里设定互动参数。你一下子进入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互动机制，即使它听起来非常简单。譬如像《清晰可读的城市》（The Legible City）这件作品，它的革新在于观者能骑车，作品使观者能够进行一种身体上的参与。因为计算机可以编码，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这对艺术创作来说前景巨大。有了编码的艺术作品，图像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它完全取决于观者，观者可以采取行动让它活起来。人们可以在这过程中体会到分享的乐趣，这其中包含了体验和机遇两重因素。同样，如果一件作品是互动的，我可以从人们的眼睛里观察到她们的反应，你可以看到她们在做什么，她们跟作品的关系是什么。对于我来说，这创造了一个艺术作品的维度，即观众的体验是作品的一部分。

　　叶滢：伴随着以你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家的推动，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渗透到了艺术领域，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Chloe Liu：我们将新技术应用于现场表演，颠覆了人们多艺术的认知。谈论未来，但那个时候的我们还是根植于当下；而如今我们随时可能超越当代，未来几乎触手可及。现在人们迷恋着未来，每个人只想知道什么是未来。如果你想象未来的汽车都是无人驾驶，接着汽车制造商觉得这个想法可行，也有利可图。于是，市场上出现了无人驾驶的汽车。到了某一时刻你会发现，人们正亦步亦趋地去执行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我在新媒体领域中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崇拜，但这种崇拜以牺牲当下为代价。

　　当人们跟我谈论媒体艺术，她们总问我媒体艺术的未来会怎样。我对媒体艺术的担忧恰恰不是在未来，而是在当下。今天我们从事媒体艺术的重要性在哪里？或许，这也可以回答“媒体艺术的明天会怎样？”，或许我会问，“下个星期，媒体艺术会怎样？” 我觉得我不需要考虑这么多未来的事情，毕竟最后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基于当下的社会和文化诉求。我所担忧的是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在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一个艺术家会考虑自己今天做的一切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她需要为此负责。这对于媒体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

　　如果你成功地运用技术创造了一件作品，那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你支持工业与技术社会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是的，你说，技术社会是件好事，因为它提供了更多更好的资源来创造艺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你也赞同了某些你质疑的观点。我知道艺术领域中同样需要存有一种对技术的抵抗，质疑由技术崇拜所构建的社会形态，质疑技术社会下的政治经济框架。

　　Chloe Liu：从事媒体艺术，一路走来，这个领域既诞生了无数伟大成就，也生产了无数垃圾的历史。现在，一切都被污染了。当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未来，VR（虚拟现实）、AI（增强现实）技术，还有周遭的那些噪声，这就是今天作为一个媒体艺术家面临的大环境。你要参与吗？你想颠覆吗？还是你想拥抱它？这都取决于你。但无论如何，艺术家必须去探索一些无人之境。（采访／叶滢，编辑／蒋立言）